泉源：《南方论刊》作者：梁长胜（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原标题：遵义集会后毛泽东向导焦点职位确立的历程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级或团体的基础利益, 为到达某种政治目的, 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牢固政权而建设的一种政治组织。革命能否乐成取决于政党。

党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稳定成熟的向导团体。遵义集会是党团体向导的萌芽,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本文叙述遵义集会后, 毛泽东在党内焦点职位确立的历程, 也是党成熟的历程。

一、遵义集会——毛泽东进入党的焦点向导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集会, 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集会期间, 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 形成了以张闻天为焦点的中央向导团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进入党的焦点向导层, 但这并不能讲明毛泽东成为党的向导焦点。

在政治上, 党的主要卖力人是张闻天, 而非毛泽东。遵义集会后, 博古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党中央主要卖力人。

1935年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凭据遵义集会决议讨论常委分工, 其时政治局多数人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 成为党的实际卖力人, 而张闻天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 正式决议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的责任”。遵义集会以后, 张闻天在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集会, 而且一般都是在张闻天的住处, 这种情况只有到了六中全会以后才改变。其时毛泽东也不具备成为党的最高首脑的条件:第一, 虽然毛泽东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名气,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职位一直不高。遵义集会之前, 毛泽东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 在集会上刚选为政治局常委, 可是职位仍在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

而且从莫斯科开始, 共产党很是重视资历排序, 根据其时的政治局委员的排序, 张闻天毫无疑问是党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并努力支持张闻天作集会的“反陈诉”, 说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张闻天将是接替博古最合适的人选。第二, 可以说毛泽东是扳倒博古“左”倾中央的幕后筹谋者和指导者。

如果毛泽东真想取得党中央的最高权力, 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所以, 在遵义集会决议中也险些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对这些都有深刻的认识。

第三, 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影响。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是王明在去苏联之前指定的, 用来控制海内的中共向导高层的。

张闻天也是王明亲自提拔任命的党的二号人物, 易于获得王明的认可。所以说明基于其时的情况和毛泽东自身的因素, 其时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焦点向导人物的可能, 成为党的向导人物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军事上, 在毛泽东最有履历、擅长的领域, 主要卖力人是周恩来。毛泽东有富厚的作战履历, 是党的其他向导人所不能比的。

如果说遵义集会确立了毛泽东的向导职位, 那么应该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向导焦点职位, 可是在集会期间, 与会者一致推举周恩来为军委主席, 周恩来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最后下刻意的卖力者”, 毛泽东的任命则是“恩来同志军事上指挥上的资助者”。毛泽东以军事向导人的角色进入中央最高向导层, 获得了军队行动的最高到场权, 而不是军队的最高向导权。

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决议权, 掌握决议权者是周恩来, 毛泽东只有通过周恩来才气贯彻其作战思想。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获得是在以后的日子, 但绝不是遵义集会期间。

毛泽东是推翻博古“左”倾中央的灵魂人物, 遵义集会的总体态势对毛泽东也是有利的, 然而这并不能意味着毛泽东就可以连忙掌握党和军队的向导权。遵义集会对党的向导层有所调整但幅度不大, 李德和博古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虽然毛泽东既不是军委主席, 也不是党的卖力人, 只是五个最高向导人之一, 可是毛泽东获得了决议全党全军最重大行动的权力, 有利于毛泽东正确政策和思想的实施。

而且, 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成为已往党的正确门路的唯一代表, 是能向导党和军队走向胜利的最美人选。从生长的角度来说, 毛泽东向导职位在遵义集会上获得确立, 也是有一定原理的。二、在与张国焘破裂的斗争中——毛泽东增强了在党内和红军的职位遵义集会后, 在新的军事向导的指挥下,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向导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川西北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 由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向中央要权, 再加上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目标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最终再次破裂、分道扬镳。其时的毛泽东虽不是中央的第一卖力人, 可是毛泽东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起着焦点作用。

张国焘说:“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1935年6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赶来的张国焘在两河口召开集会。由周恩来主持了这次军事集会, 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会后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 权力集中于中央军委, 可是遭到张国焘的阻挡。会后, 张国焘居心拖延军事行动乘机策动部下向中央要权, 中央不得不做出让步, 任命张国焘取代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初, 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集会上, 决议提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 (其中2人进入政治局) 、3人为候补委员。但张国焘仍不满足, 声称:“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小我私家嘛!”。毛泽东立即指出:“四方面军中有许多好的干部, 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 是很审慎的。

照党章划定, 原来政治局不能决议中委, 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 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向导机关事情。

”通过芦花集会和沙窝集会, 张国焘获得了全军指挥权, 实际上取代了周恩来成为了军事上的最后决议者, 可是张国焘的欲望还是没有获得满足, 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 破裂已不行制止。毛泽东虽然在军队中失去了所有权力和头衔, 可是由于毛泽东是中央唯一能与张国焘抗衡的人, 他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代言人的身份突显。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第一,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资历相当, 是其时中央唯一能与张国焘抗衡的人。毛、张都到场了中共一大, 是中共元老, 都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多年, 都建设了苏区和向导了一支军队等。第二,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 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决议者。

毛泽东主张对张国焘让步以增进团结, 但他坚决阻挡一让到底。他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 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 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 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他又不甘愿宁可”。

他坚决阻挡张闻天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 认为张国焘“要抓军权, 你给他做总书记, 他说不定还不满足;但真让他上了这个宝座, 可又贫苦了”。最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鵰的措施, 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在得知张国焘企图挟持中央南下后, 迅速接纳了措施, 挣脱了险境, 制止了中央成为“汉献帝”。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 毛泽东接纳了正确的目标, 主张对张国焘的处置惩罚要留有余地。毛泽东认为:“同张国焘的斗争, 是两条门路的斗争, 应接纳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置惩罚。最后作组织结论是须要的, 但现在还不要作, 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 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宁静。

你开除他的党籍, 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 还蒙蔽着几万军队, 以后就欠好晤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事情, 争取他北上。

”这样做既增进了党内的团结, 又为以后解决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做了铺垫。第三, 毛泽东成为其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定海神针”。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 面临非同寻常的挑战, 中央其他向导人均袒露出各自的弱点, 只有毛泽东面面俱到。

当与红四方面军离开后, 在最为黑暗的时刻,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陷入了困局, 中央部门向导人发生了灰心失望的情绪, 主张到中苏疆域打游击, 这容易使党丧失独立性, 进而成为苏联的附庸。虽然毛泽东也泛起了一生中少有的低落, 可是毛泽东始终保持坚定不拔的革命精神, 以极大的革命热情, 鼓舞大家, 使大家凝聚成一股绳, 而且指出了党和中央红军的正确出路。三、洛川集会——洛—毛体制的形成毛泽东高明的军事指挥才气和卓越的向导能力逐渐被党所认可。

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政治局集会上, 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 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 明确了毛泽东对全军的向导, 是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洛川集会后, 形成了毛泽东主管军事, 张闻天主管党的政治格式, 实际上形成了洛—毛体制。遵义集会后, 毛泽东获得了决议全党全军最重大行动的权力, 为战略战术思想得以发挥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毛泽东高明军事指挥艺术与红军的英勇善战精神, 红军屡战屡胜,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气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为增强和统一作战起见, 经张闻天提议, 中革军委于1935年3月4日决议特设前敌司令部, 详细组织大战, 任命朱德为司令员, 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并于当日时向各军团首长通报了这一任命电。

这是毛泽东在宁都市议后首次担任正式军职。后因攻打打鼓新厂集会, 泛起了重大分歧, 张闻天意识到军事民主的缺点, 建议并决议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团” (又称“三人军事向导小组”) , 这在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 毛泽东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代表, 毛泽东在军内的职位凸显。再加上周恩来重病在身, 毛泽东成为中央红军的实际向导者。今后在军事向导上“毛正周副”的局势就开始确定下来了。到达陕北后的1935年11月11日, 建立西北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作为首脑在军队的稳固职位建设起来。1936年10月,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重新组成统一的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再次当选军事委员会主席, 开端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向导职位。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 要增强对红军的历史, 尤其是朱、毛的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这既肯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建设中的重大孝敬, 也指出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首脑职位。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政治局集会上, 集会决议建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十一人组成, 毛泽东为书记 (实际称主席) , 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实际称副主席) , 明确了毛泽东对全军的向导, 是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遵义集会后, 毛泽东逐步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洛川集会后, 毛泽东主管军事事情, 而这项事情无疑是战争年月一切事情的焦点, 以后毛泽东又兼管了其时极为重要和共产国际最为看重的统战事情, 再加上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尊重、谦让, 毛泽东的果敢而善决断, 凡认准的事决难转头, 同时作为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有到场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议的权力, 实际上毛泽东逐渐在党内起了实际的向导作用。

可是在组织上, 张闻天仍然是党的最高向导人, 在很大水平上还起着主导作用。洛川集会后, 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向导是张闻天管党、毛泽东管军的“洛——毛向导体制”。四、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党内向导职位的开端确立1937年11月29日, 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到延安。王明第二次回国后, 推行“右”倾错误思想, 与以张闻天、毛泽东为焦点的党中央的正确向导发生了极大分歧。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 党的首脑也需要有共产国际决议和批准。再加上王明是以钦差大臣、国际代表的姿态回国的, 相当一部门人认为他回来是当首脑的, 具有很大的疑惑性。其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向导职位尚未正式确立, 再加上王明的奋力演出, 对张闻天、毛泽东向导的中央的权威发生了极大威胁。在王明回国后的十天之后, 在王明的强烈要求下, 1937年12月9日到14日, 中央政治局集会在延安召开, 称十二月政治局集会。

集会期间, 王明提出了“以后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经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切听从抗日”的主张, 品评洛川集会太过强调独立自主息争决民主和民生问题, 阻挡毛泽东的“宁静、民主和抗战”。由于王明的配景, 与会者认为其代表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迫使多数参会者纷纷做了检验。面临强大的压力, 毛泽东不得不也表现“同意王明意见”, 认可已往党在实际事情中确有狭隘和不够计谋的地方。所以很难说, 毛泽东乐成地“顶住”或“抵制”了王明的错误思想,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的向导职位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 可是毛泽东实际上已是党的最高向导者。

王明对毛泽东的职位虎视眈眈, “对毛泽东的向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时说, 十二月集会他是伶仃的, 会后半年对李维汉说, “我的下令不出这个窑洞”。十二月集会后, 王明应蒋介石之邀, 率中央代表团赴武汉。

王明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 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央长江局合并, 在武汉建立长江中央局, 任书记, 凭借在十二月集会上获得的庞大的威势, 与中央分庭抗礼, 在一定水平上形成了双峰坚持。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集会, 称三月政治局集会。王明在集会上的讲话完全抛离了党的正确门路。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正规战上, 忽视和否认中共向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凭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甚至要求放弃党的独立和自主。

由于他的身份和其时国民党宽大将士正在努力抗战, 有很大的疑惑性, 他的“右”倾错误其时尚未被多数同志认识, 所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洛甫等在集会讨论中先后讲话表达他们的差别看法。他们重申抗战是恒久的、艰辛的, 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向导权。在与国民党的互助中须高度警惕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会上毛泽东提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要返回武汉, 于是集会对毛泽东的提议表决, 效果只有康生一人赞同, 毛泽东的提议被否决。这次集会和此前的十二月集会一样由于毛泽东的抵制未能形成决议。

但这次集会决议由王明起草一个集会总结。显然, 这次集会使王明的“右”倾错误思想泛滥, 以洛、毛为代表的党的向导机关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王明的“右”倾错误, 不停地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门路的抵制, 双方矛盾日益猛烈和公然化。

三月集会上, 双方一致同意派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党内向导层的情况。到共产国际后, 任弼时对中国的抗战局势和中共党内的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鉴于任弼时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 莫斯科明确亮相对王明表现不信任, 认为中共应在毛泽东的向导下。

1938年7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接见即将回国的前中共驻国际代表王稼祥时特别指出, 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然存在的条件, 在群众中能够发生庞大的影响, 但“要中共团结才气建设信仰”, “要靠党的一致和向导者的团结”, 才气牢固生长统一战线。而“在向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向导下”, “造结婚密团结的空气”。中国共产党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 它的意见和态度在党内有无比的权威, 它对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的胜负发生关键性的影响。1939年9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集会, 王稼祥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0月, 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集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陈诉。集会上, 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向导人也在集会上讲话, 肯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固然的首脑。

在这次集会上迅速形成了推举毛泽东为党的首脑的强烈呼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央向导同志的拥护”。毛泽东婉拒了张闻天提出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的建议, 但毛泽东的向导职位已被党内和共产国际所认可, 开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向导职位, 可是还需要形式上的正式确认。

五、中共七大——毛泽东向导职位的正式确立在中共七大召开前, 中共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发动是多方面原因配合造成的。

毛泽东认识到, 党内的思想不统一, 有些同志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详细情况联合起来, 特别是部门同志的时机主义, 皖南事变血淋淋的事实让毛泽东认识到必须统一党的思想, 迎接现在严峻的挑战。党的一些错误思想没有获得纠正, 特别是在看待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门路错误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1940年9月王明再版了其“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越发布尔什维克而斗争》, 他还“在出书序言中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看成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这种抵触的思想, 不仅阻碍中央正确总结历史履历, 而且倒霉于党消除错误的思想, 树立正确思想的权威。

从1942年起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 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 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举行了清算, 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从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合这一基础偏向问题, 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整风运动破除了对苏联、共产国际的盲从, 统一了党内思想,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决议性权威。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使毛泽东最终实现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内的全面和绝对的向导职位。

而1945年4月23日,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向导职位。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并继续担任1936年12月以来的军委主席。

至此, 毛泽东在全党向导职位的组织形式也完成了。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党内向导职位。六、结语1935年1月的遵义集会, 毛泽东进入党的向导焦点, 获得了到场党内重大事情的决议权, 为今后在党内焦点职位的逐步确立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政治、思想、组织等唯一无二的向导职位。毛泽东党内向导职位获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毛泽东向导职位确立的基础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伟大成就。他首先建立了红军和苏区、他领导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击败了张国焘破裂党的企图, 乐成地设计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方略。

首脑是政党的旌旗, 首脑是政党的舵手。因为他的一贯乐成, 使他成为无可取代的首脑。

二是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职位的更早简直立具有相当的影响。共产国际正确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革掷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毛泽东是向导中国走向胜利的关键性人物, 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三是一个成熟政党需要首脑, 以增强其凝聚力。

其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 有能力向导全国人民实现解放。其时国共两党的冲突愈演愈烈, 两党都在为战后作准备时, 需要树立首脑的小我私家形象, 以凝聚全党和招呼国人。毛泽东在海内外拥有庞大的声望, 可以实现团结全党、凝聚人心、招呼人民的目的。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理论等各个方面突出孝敬是其时的其他向导人所无法相比, 他对中国人民和革命的孝敬是最突出、最卓越的, 他的向导焦点职位是当之无愧的。

泉源：军旅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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